本文作者：秦坤 單位：貴陽學院

思南因為瀕臨貴州高原的母親河———烏江，自古便是黔、川、湘、鄂物資交流與文化的通道，她所擁有的文化，便成了一種具有突出特質的地域文化。由于區位與地理狀況的緣故，思南的地域文化呈現出一種貴州省境內其他地區沒有的獨特性。一是處于烏江中游要沖的思南，在古代陸路交通尚不發達的狀態下，早已成為貴州高原通往川、鄂、湘等地的要沖。南來北往、西進東出的物資大半需要透過水路運輸與交流。清道光年間，境內商業已經十分興旺，縣城內的大小商號已達數十家。多以食鹽、棉布、百貨、煙酒為主。其中的唐橋鎮其時已享有“小南京”之稱。由于思南地理區位瀕臨烏江，建制在貴州境內又較早，因而，歷史文化的積淀相對較其他縣區深厚。一部描述思南文化的著作，曾經將思南稱為“花燈之鄉”。[2]其實，花燈只是思南文化外在表現形式之一。思南文化內涵的主體并不著落在花燈上。作為黔東南地區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區，思南雖未列入自治縣，其土家文化的厚重卻非常具有典型性。對于思南來說，不僅有“黔東首郡”“、烏江明珠”的美譽，更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與古樸淳厚的土家民族風情。思南歷史文化是一種集貴州多民族文化于一體的綜合文化，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堪稱貴州歷史文化的縮影。在思南，人們不僅可以找到貴州文化神奇峻美的自然風光，找到貴州母親河烏江的神韻；發現有如貴州高原在封建中央王朝時期獨特的軍事戰略地位；領略到土司文化對貴州社會進程的影響；還可以感受到一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與對革命事業的追求。促進文化的大繁榮與大發展是時代提出的要求，在實施思南縣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過程中，重新對思南的歷史文化進行梳理，深化對其內涵的認識，以此為基礎做出相應的價值評估，是一項重要的前期工作。

如果對思南文化的結構進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結構應該包括烏江文化、黔東地域歷史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三個板塊。其中烏江文化與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地域歷史文化方面，由于縣境地處古代巴蜀、楚湘與貴州高原的結合部，開發相對較早，經歷長期的歷史沉積，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故也不可忽視。作為貴州高原第一大河的烏江，北源六沖河出赫章縣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東，兩源匯合后流到息烽縣烏江渡，抵達思南縣，再經沿河縣出省境，至重慶市酉陽折向東北，于涪陵匯入長江，全長1018千米。歷史顯示，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源于江河中下游地區，哺育貴州高原各族人民的烏江文化，同樣集中體現在她的中游重鎮思南。

1990年在思南縣建立烏江博物館并非偶然之舉。它是貴州省文化部門，對烏江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決定，亦是對思南在烏江流域范圍內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認同。目前，烏江博物館仍然屬于我國境內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館。這至少說明如下兩個事實：一是，思南縣境內的文化集中了烏江文化的精粹；二是對迄今為止，沉浸在現代化與工業增長中的人類對江河文化認識的不到位。就這一點而言，至少對當今的社會是一種啟示：總有那么一天，當人類意識到未來社會不能過度依賴于科技與工業，必須更多地考慮我們這個資源有限星球如何可持續發展的時候，烏江博物館的設立，會帶給后人更多的思索。現有的烏江博物館設于思南縣文廟大成殿內，以圖片和實物等形式濃縮千里烏江的自然人文風貌。圖片以空間為序，從貴州威寧石缸洞的烏江源頭到重慶涪陵匯流長江處的江尾，不僅涵蓋了烏江自上而下的自然風光與資源，還包括烏江新石器時代古人類文化遺址等歷史文化，沿江的古渡、古纖道、古今碼頭、各大灘險、摩崖石刻等文物名勝盡收其中。該博物館還忠實記錄了村寨城鎮與各個民族的生存變遷，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神秘而美麗的烏江。博物館建立以來，參觀者已達13萬余人。[3]烏江博物館所展示的無疑是烏江文化的精華。但什么是烏江文化，迄今我們尚未看到關于它的學術界定。幾乎所有涉及烏江文化的文章所陳列的都是一些烏江流域范圍內的文化表象。然而，這是遠遠不夠的。

對于烏江文化，立足于貴州文化資源的視角，不僅需要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去觀察，更應從它在山地高原這一特殊地形地貌條件下，在貴州一體多元民族社會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實際的評價。貴州是一個通道文化特征尤為顯著的省區，是祖國大西南的交通樞紐，其區位上的重要性，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大西南片區的政局穩定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在元明以前省際驛道未曾開通的歷史時期，民間小道與水路是地區交往的主要通道。我們只要由此出發去思考問題，那么烏江文化的文化內涵與價值，無疑尚有許多值得認真研究與探討的內容，作為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也可展現出更廣闊的前景。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結構的主體之一。土家族是我國56個少數民族之一。一些學者在論述土家族文化時認為：土家族傳統文化不僅種類繁多，內容豐富，而且形式多樣，風格獨特。它不僅在單純的文化藝術領域表現出豐富多彩的巨大成就，還在政治、軍事、教育、生產技術、醫藥衛生、哲學思想、古代法律、歷史典籍、古代建筑、書畫雕塑、名勝古跡和出土文物等多種領域，也呈現出豐厚的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現象有深富的文化內涵，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土家族的歷史發展進程。[4]

然而，眾多的論著并沒有將土家族文化空間是一種什么文化這個問題說清楚，學者們述及的土家族文化，與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特征，除了表現形式外大都類同，這顯然不利于對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深入。筆者認為，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對集中，地理上與漢民族居住區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間的文化滲透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吸納了較多的漢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變遷程度較大。總人口68萬，地處武陵山腹地、烏江流域的中心地帶的思南縣，雖然未列入土家族自治縣，但土家族文化的這一特征，表現得甚為顯著。從整體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燈為代表的土家族藝術文化；二是以儺堂戲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習俗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既往的研究者對上述幾方面雖曾刊發過不少相關文章，卻未從土家民族文化的分類上進行深入探討，以至思南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長期未能形成系統。花燈是我國民間歷史上源遠流長的一種歌舞形式，注入戲曲情節以后發展為以花燈為表現形式的戲種。貴州是花燈流行最盛的省區之一，除省境東南較少見外，黔南、黔北、黔中、黔東北都較普遍。尤其黔東北思南、印江兩縣的花燈特色獨具，有“高臺戲”、“花燈戲”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