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堅定文化自信的實踐路徑思考

　　領導干部管理在國家事務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領導干部的文化態度，文化形象，文化認同度和文化強國戰略目標密切相關，也展現了領導干部樹立文化自信的歷史及現實必然性。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也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相關價值，是領導干部帶領廣大群眾接受道德、風俗、行為準則及國家意識形態的相關文化優勢。領導干部也在面臨我國文化的發展現狀，需要對其規律，趨勢作出詳細的判斷，在文化建設中擔任重要職責，也對于提升文化自信非常重要。

　　關鍵詞：領導干部,文化自信,實踐路徑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和民眾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認可，是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與信仰。習近平同志曾多次闡述文化自信，把它定位為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把堅定文化自信提升到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重大問題的高度，并且明確要求黨員干部必須依靠文化自信堅定理想信念、堅持共產黨人價值觀。這一系列對于文化自信的論述都升華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領導干部作為關鍵少數、黨的事業的骨干、密切聯系群眾的主要承擔者和實踐者，其文化自信的牢固程度影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進程，也影響著整體社會文化自信的深度和廣度，正如劉云山在中央黨校2016年秋季開學典禮講話中所要求的，“領導干部應當堅定文化自信、強化文化擔當，推動中華文化繁榮興盛。”[1]文化自信應是領導干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牢記的初心和使命。

　　一、領導干部堅定文化自信的邏輯起點

　　領導干部群體的文化態度、文化形象和文化認同度對于建設文化強國目標的重要意義，決定了樹立領導干部的文化自信不是偶然的，而是以現實問題為邏輯起點。

　　(一)領導干部理想信念的養成途徑有待優化

　　2017年初，習近平在黨的第十八屆中紀委七次全會上講到：“堅持共產黨人價值觀，要依靠文化自信堅定理想信念。領導干部要不忘初心、堅守正道，必須堅定文化自信。”[2]這段論述不僅要求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更是為領導干部指明了依靠文化自信養成價值觀的方式。習近平強調“理想信念”是個“頂天立地”的概念，一方面它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是“頂天”的信仰;另一方面，它又是“立地”的個人修養，這是共產主義信念的具體展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后，更多思考的是共產主義信仰如何轉到黨員干部工作生活中來，如何使信仰落地的問題。

　　[3]事實上，不論從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策略看，還是從國內復雜的社會矛盾看，領導干部最容易成為各種利益集團圍獵的對象。鄧小平指出，“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取得勝利、戰勝千難萬險的原因，就是因為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念。改革開放年代，將中國這么大國家團結組織起來，依靠理想信念。”[4]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是堅定領導干部政治立場的關鍵、養成價值觀的有效途徑。

　　(二)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有待進一步鞏固

　　政黨在文化領導權的奪取、鞏固過程中肩負著重要職責，這是葛蘭西從革命實踐中總結的經驗教訓。政黨是改革市民社會精神和道德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在文化方面“起著教育和塑造廣大群眾道德風范的作用，使‘文明適應經濟生產設備的發展，從而發展出實實在在的新人類”[5]。這對當前中國共產黨轉變執政理念仍具有啟發意義。從全球化的世情角度看，各種文化思潮的交流碰撞導致了思想領域的多元化趨勢，同時也挑戰著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互聯網+”網絡形態與自媒體的迅猛發展催熟了現代公民的平等意識、參與意識與法治意識。執政黨通過宣傳、灌輸等傳統方式維護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空間受到擠壓，控制和壟斷所有信息資源已不再可能[6]。

　　從全面深化改革的國情看，當前改革進入攻堅的深水區、矛盾突發期，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增強意識形態的公信力，統領全社會的價值目標，堅定改革共識，更好地凝聚民心。實現文化自信，也就是實現文化統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各方力量的作用，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力和社會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鞏固文化領導權過程中，必須遵循文化發展規律，整合世俗文化與意識形態文化，為人民的集體意志持續發展、實現高級完整現代文明創造基礎。

　　(三)黨群之間矛盾沖突亟需緩解

　　踐行群眾路線是取得當前工作勝利的根本保證，也必然是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著力點。然而從現實來看，黨群關系還面臨諸多問題：經濟高速發展目標刺激了偏重追求GDP數值增長的執政方式的產生，這種功利性心態導致經濟發展偏離了讓民眾生活得更好的初衷。民眾的幸福感不能同步于經濟發展，公民文化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傳統文化資源的嚴重流失、政府文化產業職能的缺位與越位、公共文化體系不完備、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均等，這些問題的存在表明了一部分人民群眾并未得到實惠。

　　顯而易見，領導干部對世俗文化的忽視打破了社會健康發展的平衡，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對政府和執政黨的信任，仇富、仇官心態帶來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梁漱溟認為：“對君主則時常警覺規諫他，要約束自己少用權力，而曉得恤民;對民眾則時常教訓他們，敦厚情誼，各安本分。目的在于喚起雙方的理性，責成自盡其應盡之義，而避免彼此間之沖突。”[7]198在啟發理性、培植禮俗、溝通上層與民眾方面，這些思想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建立最廣泛的人民的大眾的文化統一戰線是獲取群眾信任、溝通黨群關系的有效途徑。

　　二、領導干部堅定文化自信的理論淵源

　　文化自信體現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三個層面，這三者雖然產生時間不同、內容形式有別，但可以共融于治國理政全過程，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是黨員干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優勢所在。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

　　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概括總結了中國傳統文化核心思想、傳統美德、人文精神等內容。其具有如下鮮明特征：首先，在領導干部與自身關系上，它強調君子人格。“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君子的評判從不以物質財富、地位高低為標準，而是依據權威的仁、理。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仁”出發，要求君子尊重實際的理，“恥其言而過其行”，踐行修齊治平之學，追求內圣外王的理性人格。孟子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及其“浩然之氣”凸顯了中國文化不容自昧，而求正確之心的理性。

　　其次，在領導干部與社會關系上，它強調整體和諧。“中國有見于人類生命之和諧，人自身和諧、人與人和諧、以人為中心的宇宙和諧，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7]126《禮記·禮運》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老子也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道德經·四十九章》)說的是領導干部與百姓處于同一共同體，應共同努力建設公平合理、和諧有序的社會。最后，在領導干部與世界的關系上，它強調天下為公。

　　但中華文化中所主張的“天下”觀念不同于西方，它強調的是以“民心”為基點、可以無限展開并不斷拓寬延伸的文化—生活空間。深受這一思想熏陶的知識分子有著明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精神，“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荀子·王霸篇》)即反對唯我獨尊、唯利是圖的霸道，推崇協和萬邦、和而不同、以德服人的王道，既欣賞異己的文化方式，也自覺自信于自己獨特的發展之道。毋庸置疑，這些都是領導干部所要繼承、轉化的傳統文化淵源。

　　(二)革命文化的批判淵源

　　鴉片戰爭后，一批仁人志士開始覺醒并投身于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追求富強民主反對剝削壓迫，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曲折斗爭中，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在破舊立新過程中的批判與揚棄意義，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革命文化對舊文化的理性批判。從以康梁、嚴復等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試圖借鑒西方文化改良中國政治文化，到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第二代現代知識分子，在濃厚的中國傳統基礎上接受“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洗禮，他們都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體，而是用理性批判，打破原有文化長期滯流的積弊和詬病，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學習”的重擔，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和價值體系。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用西方資產階級制度和文化對抗專制文化，使得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解放作用。

　　二是革命文化對新文化秩序的建立。革命文化并非簡單粗暴地否定一切舊有文化，而是保留了傳統文化吐故納新的生命活力，確切地說是理性批判了專制政治下盛產的等級觀念、臣服意識，繼承了革故鼎新、舍生取義、精忠報國等優秀因子，這為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傳入鋪就了道路，也為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提供了文化支撐，這也就是無數革命先烈何以能在戰火中鑄就紅船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原因。處于和平年代的當下，領導干部依然離不開革命文化的堅守，特別是它在革命中培育的理性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精神，足以克服全面深化改革的艱難險阻，正如毛澤東指出：“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

　　(三)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淵源

　　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9]41這一論斷立足于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現狀，表明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對先進文化的不懈追求。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主要體現在它高度凝結了人類文明成果，因而更具有理性的光輝。首先，以科學理論為指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科學性、實踐性是支撐文化自信的強大基礎。恩格斯指出：“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10]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不僅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更直接服務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改造世界的實踐，因而科學社會主義的成功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理性的實現。

　　其次，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社會主義文化克服了中國傳統文化抑制個體創造性的不足，同時也摒棄了西方文化極度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弊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學說精髓，更是在尚未達到共產主義社會時，退而求其“人的全面發展”的有限目標。從1957年毛澤東提出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起，到鄧小平提出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再到江澤民要求培養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直至“十三五”規劃提出“五大理念”，致力于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最終目的。

　　最后，具有明顯的先進性。社會主義文化立足現代面向未來、堅持民族本色、追求科學真理。我們黨始終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一先進性社會制度保證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成功實現戰略轉型。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是要求領導干部在切合實際、遵循理性的前提下，大膽探索、創新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

　　三、領導干部堅定文化自信的實踐路徑

　　李克強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了文化對于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和對外合作中的紐帶作用。黨員干部文化自信來源于文化建設的實踐，來源于對當前文化發展現狀、規律、趨勢的把握。

　　(一)在提高文化治理能力中增強文化自信

　　文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中始終發揮著支撐和引領作用。國家文化治理包括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兩個方面，而后者為增強領導干部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

　　1.自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領導干部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首先是要注重自身文化修養。毛澤東在國家治理中很強調這一點，他大量閱讀中國古籍為現實斗爭服務，并經常以歷史人物事跡教育我黨干部，如在讀《韋睿傳》時批注“躬自調查”“不貪財”“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等稱贊之語，這也就是向黨員干部提出了應當學習的內容[11]。同時可借用一定的考試形式并以此作為晉升的參考，促進黨員領導干部把傳統文化以及與文化相關的政策制度熟記于心，實現領導干部文化學習的制度化和常態化。

　　其次，必須發揮領導干部關鍵少數的帶頭作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明確指出，顯著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發揮領導干部關鍵少數的帶頭作用[12]。作為各個層級的主要決策者，領導干部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納入考核評價體系，使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相互促進，增強文化競爭力和自信心。

　　2.以法治等他律力量推動領導干部自覺踐行文化職責。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官、依法制權，提高法治思維能力和依法辦事能力，給領導干部劃定了具體的“底線”“紅線”。這意味著領導干部必須把法治建設的成效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作為評估工作實績和領導班子的重要內容。

　　一方面，黨委領導在制定區域文化相關政策時，一把手不僅要堅持民主集中制，還要帶頭嚴格遵守法律程序，按規矩辦事，堅決反對“人治思維”和“特權觀念”。黨委領導可以通過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等法定程序，保障重大決策的科學性。

　　另一方面，要善于運用法治的力量作為樹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助推器。在文化政策執行過程中，黨員干部的履責應以法律為準繩，確保行政權力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如于2017年3月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組織、管理、提供、保障中的職責，對公共文化服務資金使用制度、公共文化設施的選址要尊重民意等規定都是黨員干部應該認真遵守的。

　　(二)在踐行群眾路線中增強文化自信

　　人民群眾是執政之基，執政合法性取決于民眾對政黨獲取、控制和運用公共權力的認可狀態和認同程度。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必然要立足于廣大人民群眾，領導干部的文化自信必然來源于社會全體占有的公共文化資源，來源于全體人民創造的文化成果，因此扎實推進文化建設過程中也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密切聯系群眾，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1.維護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在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條件下，人們對物質生活的基本需求已得到了相應的滿足，而對精神文化生活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領導干部堅定文化自信，就是要解決好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之間的矛盾，讓人民群眾享受到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

　　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突出強調要滿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的喜怒哀樂，發現人間真善美，創作出謳歌奮斗人生、堅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的文藝作品。第三，加強文藝隊伍建設，加強新人培養，增強文藝從業人員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全民文化建設體系，開展全民閱讀、全民普法、全民健身、全民科普和藝術普及、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活動，更好地促進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參與、享受公共文化活動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2.統籌整合公共文化資源。長期以來，由于各類公共文化資源缺乏有效整合，資源整體效益得不到充分發揮，因此文化資源不能實現被群眾利用的價值，文化認同度不高、凝聚力不強、文化自信的群眾基礎不牢固。“個人(領導人)和民眾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能被集體接受、共享的理想、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基礎上。”[13]也就是說領導干部的文化自信也建立在能被廣大群眾認可的公共文化基礎之上。為官者管全局、顧大局，是社會凝聚的“膠合劑”，是社會動員的“能量源”。領導干部占據著精神高地，就能產生文化“高勢能”，對廣大人民群眾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和引領力。

　　領導干部個人要明確自身責任，提高文化資源的挖掘、整合和統籌能力，在資源上相互融通，在服務上相互借鑒。同時創新意識形態與世俗文化相統一的大文化形態，特別是尋找馬克思主義與大眾文化資源的結合點，運用“互聯網+”行動、國家大數據戰略構建愛文化、重文化與用文化的全民動員機制，提高全體國民的文化素養。推進公共文化協調發展。另外，領導干部分配公共文化資源也要堅持城鄉均等、區域均等、群體均等，保障人民公平、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更大范圍地實現人民的文化利益。

　　(三)在融入世界文化強國行列的道路上提升文化自信

　　只有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理念，站在全人類的視角看我們所做事業的戰略意義，領導干部才會真正提升文化自信的踐行能力。

　　1.營造利于文化創新的社會環境。領導干部在推進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中，要更加注重營造有利于扶持、認可和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和行業秩序。一是構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文化產業也存在著市場導向和利益分配方式導向，黨政領導干部在調控文化市場、規范文化市場、維護正當收入報酬中有著關鍵作用，肩負保障利益分配機制和文化原創力的重要職責;二是保護正當文化創作權。這是要求領導干部規范法律執行，保護文化產品本身創造權不受侵害，同時也要保護文化產品形成過程中每個環節的原創權，如尊重法律賦予劇本的“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三是建立公平客觀的文化評價體系。黨政領導干部應按照公平客觀的文化評價指標，建立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評價體系，引導群眾按照文化服務標準進行理性消費。

　　2.引領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新一屆黨中央把傳統文化作為獨特的戰略資源，在發揮中華文化更深遠的國際傳播力方面有著深刻的意義。推動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走出去”，領導干部要做到“知己知彼”，尋求既代表中國文化的內容、形式、手段、載體，同時也要充分考量國外受眾的接受習慣、審美需求等。利用“一帶一路”文明創造之路，拓展互惠互利的文化貿易渠道，講好“新絲綢之路故事”，溝通沿線國家民心。正如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僑辦主任裘援平所言，“‘文化中國”系列活動還將繼續辦下去，特別是‘四海同春，已經成為春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我們仍然要堅持高標準，把優質文化資源送到海外，送到僑胞身邊。”另一方面，領導干部要善于開拓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的民間渠道，如健全民間對外文化交流的政策，設立對外文化活動的專項資助資金，培育企業、社會組織、研究機構、文化團體在傳播中國文化中的主體意識等。

　　3.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費孝通先生提出不同文明之間文化交流中應該堅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共處原則，這就是說不論國家還是個人都應該自覺認識到自己文化的優勢，并據此建立對待自我文化及外來文化態度的文化自信。對于領導干部來講，一是反對文化自卑心態，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和經濟文化往來，以博采眾長的心態參與文明交流互鑒，擇善而從，吸收有利于中國文化發展的人類文明有益成果。二是克服盲目自負的大國心態。在文化發展道路上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的基本原則及人類發展的“命運共同體”新理念。在外交政策和對外方針執行上，堅決反對文化侵略、文化霸權主義，堅持自古以來的和平發展理念。攜手全人類，追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崇高價值和目標，正如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要堅持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9]25

　　總之，世界正處在新一期的全球化變革調整階段，國內也處在矛盾凸顯的社會轉型期，文化領域也處在沖突與發展機遇并存的關鍵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廣大黨員干部必須肩負起在堅定文化自信中領導群眾、示范群眾、教育群眾、服務群眾的重任。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重要方針，引領整個社會形成團結和睦、奮發向上的精神狀態，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進而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歷久彌新、永不衰竭的精神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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