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市空間生態正義的現實困境及可行性探討

　　摘 要： 生態文明建設作為考察與評估當下中國城市空間規劃的重要策略，是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邏輯前提和戰略支點，更是西安城市空間結構優化的行動指南。改革開放40年，古城西安各領域發展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西安城市空間規劃與生態文明建設間的對接關系還有待進一步協調與平衡。具體表現為，資本邏輯至上的空間發展模式和城市空間利益失衡等問題掣肘了西安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序發展。有鑒于此，以空間生態正義思想作為現代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引領范式，強化政府職能部門的導控作用，統籌兼顧市場主體的生態責任，提升文化產業的價值導向，應成為探索西安生態文明發展創新的可行性舉措。

　　關鍵詞： 生態文明建設; 西安城市空間; 生態正義; 困境及治理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99年，是國家行政學院主辦的大型綜合性政府管理理論刊物，是我國各級政府公務員和政府管理理論教學研究人員必讀的權威刊物。榮獲北京市高校學報一等獎。

　　中國社會近代以來經歷了多種模式的城市社會結構變遷過程，此種變遷在總體上呈現為社會進步型的發展。不難看出，在城市進化型變遷中，城市空間建設普遍提倡以效率為先的發展模式，在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理念驅動下，城市蛻變為資本逐利競爭中促進生產、交換、消費的人工環境。中國城市化進程總是由傳統工業化所助推，往往顯現出資本對城市空間資源的選擇性占有。因而，從宏觀層面上極易造成生態系統退化，從微觀層面上造成城市空間的異質化和馬賽克化。質言之，目前國內城市空間生態共同體構建、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城市空間生態開發等方面有其現實局限性。顯然，公平與正義的提出正是對資本與權力洞穿城市生態空間所表現的最顯在抵抗。樹立生態正義觀，是保障從生存到自我價值實現的各個層級的人類生存需求的重要途徑之一，亦是解決我國城市問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城市空間生態正義的理論來源與時代背景

　　當代生態學思想通常將諸多環境問題訴諸啟蒙運動的自大和錯誤導向。啟蒙運動為科學和理性搖旗吶喊，徹底揭露神學權威抹殺真理的陰謀，為科技的順利普及鋪平了道路?？茖W理性同啟蒙運動的結盟成就了新一輪“造神”運動，科技當之無愧地成為統治世界的“霸主”。伴隨工業時代的來臨，科技進步不僅使人類從單調繁重的體力勞動中獲得解放，同時又為人類自由全面的發展提供著必要的物質基礎和自由時間，“人們認為科學提高了他們對自然的控制進而也有利于他們的幸福和健康”[1]10。然而，一個反面的諷刺是，西方現代化進程并非按照技術理性主義原初計劃的那樣發展。科技變革在一定程度上的確解放了身體和觀念，但卻以另外一種形式反制了身體和觀念。

　　人類主體以理性“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姿態全方位介入自然空間之中，并由此導致高度的工具主義自然觀：自然空間成為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場域，資本積累的過程往往顯示出對于自然資源的選擇性占有。這一過程不僅導致資本對自然的異化，同時也引發對人的異化。尤其是二戰過后，對自然的實踐改造和大肆統治打開了生態危機的潘多拉之盒，“對自然科學和技術控制的每一偉大勝利都包含著同等巨大的災難的現實可能性。”[1]31在此語境之下，人文社會科學界將秉持反思性與批判性的生態學給予了特殊關注，而生態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異化根源及其破解路徑的探賾同樣體現出豐富而深刻的智慧。

　　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作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邏輯前提和實現途徑，如何使公平正義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導向，是進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哲學立足“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分別從存在論、價值論、歷史觀三重維度對生態問題給予了關注，其對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修正和超越，以及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相統一的理念，為生態思想同社會正義思想天然的耦合提供了重要參考。當下，馬克思主義哲學蘊藉的生態正義思想對于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基礎性的理論指引意義。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所做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部署，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形勢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見，對生態正義的思考與探討有其現實必然性和合理性。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諸方面的不斷繁榮推進，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目前我國正步入高速城市化時期，城市空間生產和結構調整開始以超大規模、超常擴張等方式形象詮釋著高速的城市化進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有言：“一切偉大的文化都是市鎮文化，這是一件結論性事實。”[2]人類偉大的文化總是和城市唇齒相依，這亦是人類對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然而，城市化并非簡單的城市空間生產。早在中世紀，意大利政治哲學家喬萬尼·波特若就提出：“要把一座城市推向偉大，單靠自身土地的豐饒是不夠的。”[3]造城運動的進化變遷，在解決中國傳統社會問題的同時，也在制造新的社會矛盾。尤其是近年來城市人口規模持續快速增長，對城市資源環境、公共服務能力、可持續發展造成巨大壓力，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已趨近極限。

　　自2012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大力發展“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的“八字方針”以來，標志建設生態城市即將成為今后助力新型城市化發展的重要任務和戰略選擇。如果要尋找中國城市變革40年來最為尖銳的問題，以及可能觸及未來中國城市化道路最為關鍵的要素，也許“正義”會成為一個無可規避的話題。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4]2當代中國正經歷我國歷史上最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城市與生態正義的相遇不僅促進了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而且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實踐為基礎，益于構建馬克思主義城市觀的中國話語。

　　眾所周知，在關于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和變化大勢方面，沒有任何一種思想理論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產生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然而，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艾拉·卡茨納爾遜(Ira Katznelson)所言及的：“城市現象不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而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不習慣解釋問題重重的城市現象。”[5] 立足中國語境建構城市生態正義，并以此審視指導當代中國新型城市化建設，這既切合新時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在當代中國的實踐創新。